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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四大样式及其风格特色

造像 画佛 造塔 美术

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四大样式及其风格特色

2，不同时期佛教绘画的不同主题

伴随佛教活动的美术。它根据佛教的思想信仰，服从佛教特有的偶像崇拜和礼仪上的要求，应教化活动或集团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它具有佛教的意义、内容、用途、机能，涉及美术的各部门。具体地说，在建筑上主要是塔和伽蓝，在雕塑上主要是佛、菩萨、罗汉及诸天像，绘画上主要是佛、菩萨等单个形象和说法图及各种佛传、本生、变相、曼荼罗、故事画；工艺美术上主要是各种佛具。最早，佛教是不关心造型艺术的实践性宗教。佛祖释迦牟尼涅磐（公元前486或前473）后，在俗信者中盛行对释迦遗物的崇拜，特别是对收藏佛的舍利的堵波（佛塔）的崇拜，以至佛教徒以佛塔的营建和装饰美化为中心，开始了造型活动。佛教建筑初期为木构，不久开始使用石构,永久性的佛教石窟从公元前2世纪普遍化。但是，当时绝对不表现释迦佛的形象。初期的雕塑和绘画以法座、法轮、佛足印作为释迦佛事迹的象征，并且只采取本生图、佛传图的形式。佛像的出现始见于 1世纪末叶的犍陀罗（见犍陀罗美术）或马图拉（见马图拉雕刻）。以后造像急速发展，佛像以外，还大量制作菩萨以下诸尊像，以至确立佛教的偶像崇拜性格。另一方面依然还盛行佛塔的崇拜。因此佛塔和佛像一起随着佛教的传播，遍布印度、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及几乎所有东方国家，成为佛教造型活动的中心。 由于佛教重视造像，所以在中国又称为像教，在世界三大宗教(此外还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美术中，佛教美术的历史最长，在雕塑和绘画方面的成就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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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佛教绘画的不同主题

3，两晋南北朝的佛教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南北朝的美术，以汉代美术为基础，并得到了飞跃的发展。美术首先是宗教美术，其中主要是佛教美术，正如佛教的兴盛一样，形成空前的高峰。如：新疆一带的佛教遗迹，敦煌莫高窟以及河西一带的石窟壁画、雕塑，云冈、龙门、华北一带的石窟造像，陕甘一带如永靖炳灵寺及天水麦积山的壁画和雕塑等，类皆规模宏伟，制作精妙。其他无数宏大的砖木结构寺院（如南朝齐梁时代南京及其附近的各寺庙、北魏时代洛阳的寺庙）和壁画、塑像，惜皆毁坏无存。仅若干石造像、造像碑及铜铸像留存。宗教美术充分表现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宗教美术之外，承继了汉代风气，于宫殿、祠宇、墓室作壁画或装饰的当亦不少，现仅墓室壁画有所发现。而据记载所知，以肖像、风俗，或以前代典籍内容为题材的卷轴画也颇多。与墓葬有关的美术品中，南京附近齐梁陵墓前石辟邪和华北各地发现之陶俑，都是雕塑艺术中的重要作品。南朝的工艺美术比较发达，除陶瓷、铜镜外很少遗存，但典籍记载颇多，它们是隋唐工艺的先驱。美术工作者以工匠为最多。但是士大夫也有专精于此而以之名家的。边疆和域外的美术家的活动，对于美术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印度和中亚的佛教艺术被介绍到中国来，同时中国的美术也广泛地向外传播，特别是影响了朝鲜和日本美术的发展。在艺术理论上，展开了对于已有成就的整理、总结和探讨工作。文学方面有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对于文学的作用、体裁、技巧进行了研究，并评价了已有的作家和作品。在美术方面，流传至今的有顾恺之对于绘画的评论和谢赫所著的《古画品录》等，都保留了重要的史料，并第一次提出了对于绘画艺术的较完整的认识。
哈高科和改扩建后
佛像雕塑朴实，后世美术的基础。

两晋南北朝的佛教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4，傅雷认为怎样才能画好佛教画

傅雷在《傅雷家书》中认为，画好佛教画要先有强烈、真诚的佛教感情，有佛教人生观与宇宙观。或者是自己有一套人生观宇宙观，觉得佛教美术的构图与色彩恰好表达出自己的观念情绪。傅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画家自己都没有强烈的思想感情，怎么可能打动别人呢？没有真诚的情感做根基，硬要追求一种高远的境界是不可能办到的。《傅雷家书》的相关原文如下:昨天周扬打电话来，约我们到他家去看作品，给他提些意见。话说得相当那个，不好意思拒绝。下午三时便同你妈妈一起去了。他最近参加华东美展落选的油画《洛神》，和以前画佛像、观音等等是一类东西。面部既没有庄严沉静的表情（《观音》），也没有出尘绝俗的世外之态（《洛神》），而色彩又是既不强烈鲜明，也不深沉含蓄。显得作者的思想只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烟雾，作者的情绪只是浑浑沌沌的一片无名东西。我问：“你是否有宗教情绪，有佛教思想？”他说：“我只喜欢富丽的色彩，至于宗教的精神，我也曾从佛教画中追寻他们的天堂……等等的观念。”我说：“他们是先有了佛教思想，佛教情绪，然后求那种色彩来表达他们那种思想与情绪的。你现在却是倒过来。而且你追求的只是色彩，而你的色彩又没有感情的根源。受外来美术的影响是免不了的，但必须与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结合。否则徒袭形貌，只是作别人的奴隶。佛教画不是不可画，而是要先有强烈、真诚的佛教感情，有佛教人生观与宇宙观。或者是自己有一套人生观宇宙观，觉得佛教美术的构图与色彩恰好表达出自己的观念情绪，借用人家的外形，这当然可以。倘若单从形与色方面去追求，未免舍本逐末，犯了形式主义的大毛病。何况即以现代欧洲画派而论，纯粹感官派的作品是有极强烈的刺激感官的力量的。自己没有强烈的感情，如何教看的人被你的作品引起强烈的感情？自己胸中的境界倘若不美，人家看了你作品怎么会觉得美？你自以为追求富丽，结果画面上根本没有富丽，只有俗气乡气；岂不说明你的情绪就是俗气乡气？（当时我措辞没有如此露骨。）唯其如此，你虽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连形式主义的效果也丝毫产生不出来。”

5，佛教绘画艺术方式有些什么

在雕刻方面，女性“三道弯”曲线在“南支”影响很大。在东南亚许多佛教艺术遗址中均可以看到那种“头部向右明显倾斜；胸部向左自然扭曲；臀部偏斜腰椎中线而向外突耸 ”的固定程式。 在建筑方面，传入中国后的大乘佛教在建筑样式上逐渐吸取了中国本土的楼阁式风格，使诸如佛塔这类建筑造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经朝鲜半岛而影响了日本的佛教建筑样式。 在印度的佛教美术遗址中，阿旃陀石窟无疑有着世界声誉。阿旃陀位于印度的干高原马哈拉施特拉邦重镇“得干之门”澳郎伽巴德西北约 106 公里处，临近古代商旅和香客络绎不绝的上路。在早朝王朝时代便有佛教僧人在雨季安居此地，并依山傍水开凿石窟、佛殿、僧舍，同时雇用了画匠绘制佛教壁画，以此吸引国王的信徒朝拜。 阿旃陀石窟壁画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深受古典印度美学思想和绘画理论的影响。公元 5 至公元 6 世纪《毗湿奴往世书》的附录《毗湿奴最上法》中的《画经》中，提出了印度传统绘画的法则“六支”：意为绘画的六个要素。他以一段梵文诗歌体歌诀来表述：即（一）形象差别、（二）度量、（三）情、（四）与美联系、（五）相似、（六）色彩区分。这与中国南齐画家谢赫在其《古画品录》（公元 5 世纪）的序中提及的“六法”有相似之处。与中国传统绘画中以“六法”皆备者为佳作一样，印度传统的绘画也以“六支”齐全的“味画”为妙品。 所谓的“味画”之具备“六支”中之死“与美联系”的要素。在此处的“美”的词根来源于梵文中的“盐”，可理解作有味。又味道即为美是古印度传统美学的中心命题。这样，我们分析阿旃陀壁画艺术的特点是便可发现：阿旃陀后期的壁画作品大多是这样的“味画”。从作品中可见，“艳情 味”与“悲悯为”是阿旃陀壁画的两种主导的审美情感基调。阿展拓壁画的“艳情为”主要表现了对世俗的眷恋；而“悲悯为”主要表现了对宗教的皈依。眷恋世俗与皈依佛教的矛盾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阿旃陀壁画艺术的特有魅力。 在形式技巧上，阿旃陀壁画艺术通过富于表情的人物面部，含有语汇激情的手势，肯定、流畅而洗练的线条和凹凸晕染的躯体色彩构成了一系列肌肤光洁圆润、立体感强、色彩明快清新的画面，把“悲悯”与“艳情”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

6，谈谈佛教在中国美术中的表现

佛教传入，首先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此前的美术创作基本上是由工匠（画匠）完成的，而此后则出现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士大夫画家。孙吴的曹不兴，两晋的张墨、卫协、顾恺之、戴逵、王广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的绘画，尤其是佛画的创作在当时就令人瞩目。晋明帝司马绍以帝王之尊绘制佛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美术的发展。而建寺造像、依经图变以求福报的民众心理则为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契机。此后，画家与工匠（画匠）的结合，为工程浩大的造像艺术，如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的开凿及装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佛教美术的繁荣，正是在一大批专业画家和无数工匠、画匠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了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的伟大成就，成为光辉的艺术典范。 其次，佛教传入带给中国美术全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群像的塑造。且不说各种域外风光及世俗民情使人耳目一新，单就题材而言，就新添了变相画、经变画、供养人画等品种。这种经变、变相的创作，至唐而臻于极致，出现了吴道子、张孝师、卢　伽、杨庭光、王韶应、皇甫轸、范长寿、陈静眼、杨仙乔、尹琳等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大师。他们创作了数以千万计的作品，遍布于大唐帝国的都市胜刹，甚至于乡村梵宇，教化了无数的民众。《唐画断》即谓吴道子画“地狱变”，“都人咸观之，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而佛教中的人物造像，更是琳琅满目。姿态各异的佛、菩萨、罗汉的塑像和画像，无不引起清信士女对佛国清净世界的向往。至今在许许多多信徒家的神台之上，大都供奉着眉清目秀的观音或身宽体胖的弥勒像。可见即便在现代社会，佛教美术依然是民众宗教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士大夫而言，随着禅宗的兴起，由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开创的文人写意画，历宋元明清迄于现代，名家辈出，长盛不衰。特别是其中的山水画，无不洋溢着禅意禅趣。 复次，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它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说：“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此即后世所谓四家样，实指四种不同的流派和风格。曹家样由北齐曹仲达创制，其所绘人物衣服紧窄，后人誉为“曹衣出水”。张家样由梁张僧繇创立，其特点是骨气奇伟，运笔时把书法艺术的点、曳、斫、拂诸笔融会贯通，形成明快、潇洒的简淡风格。吴家样为唐吴道子首创，因“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后人赞之为“吴带当风”。特别是兰叶描的运用，自然舒畅，奔放不羁，予线条的表现力以新的内涵，颇受大众欢迎。周家样是唐周　所创，其特点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绘妇女形象以丰厚为体，尤其是他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影响后世甚大。 与此同时，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就图案制作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的装饰纹样变化不大，多是传统的云气纹、云山纹、龙纹及其它常见的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则罕见。佛教传入之后，图案样式大大丰富，出现了狮子纹、忍冬草纹、锯齿纹、　字纹等，尤以莲花纹和佛光的大量运用，更增强了宗教艺术的表现力。就构图而言，先秦两汉时仅是平列所有形象，没有纵深和远近的空间关系的处理，缺乏立体感。魏晋以后，由于佛教美术的影响，焦点透视法得以广泛应用，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增强，栩栩如生而魅力无穷。特别是凹凸法的引入，使图画艺术具有了浮雕的审美效果。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梁人张僧繇即以此法绘一乘寺，“寺门遍画凹凸花，世咸异之”，致使该寺更名凹凸寺。今人范瑞华指出：“盖吾国绘画，向系平面之表，而无阴影明暗之法，自张氏仿印度新壁画之凹凸法后，至唐即有石分三面之说矣。”据此可知，凹凸法作为一种绘画技法，处理的是三维空间、透视与色调对比诸问题，它给中国画家以巨大的启迪，不仅被画家所接受，而且颇受世人赞誉。在此基础上，后人又创造了“没骨画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天竺绘画理论中的“六支”说，对谢赫绘画的“六法”论也有影响。于此中外共知，匆需赘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美术中所表现出的丰富的人文精神，也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如275窟“尸毗王本生”中尸毗王割肉贸鸽的壁画，体现了佛教舍己救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与儒家提倡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相契合；其285窟“须菩提品”之孝子故事，亦与儒家古老的孝悌观念相符；而33窟、113窟等大量描绘西方净土世界的壁画，则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凡此种种，皆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精神，它们一直流淌在华夏民族的血脉之中。

7，犍陀罗佛教美术风格是什么风格呀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犍陀罗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国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逻。按健陀罗本梵语，其义为香，故或译为香遍国在西元前三世纪，到西元五世纪，前后七、八百年间，佛教曾盛行于此国；阿育王派遣布教师 犍陀罗到此布教，是佛教在犍陀罗的发端。健陀罗佛教艺术，也就是特指该段时间该地区形成的艺术风格，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内容与希腊、罗马的雕刻艺术结合而产生的门作品的特点表现为佛陀多着通肩式披衣，衣服褶纹起伏很大，立体感强，衣纹走向从右上往下倾斜，左手习惯性地抓握着大衣的一角，头发呈水波状或涡卷状，覆盖着肉暮，鼻梁与额头成一线，凹目高鼻，薄唇，蓄有两撇上翘的小胡须;菩萨穿裙，袒上身，上身往往搭裹一条布，从左肩搭于右手上，颈部饰有颈圈、项链、璎络等物，形体健壮，身材粗短，姿态有力，犹如年轻的男性武士，头发很浓，发型翻卷，为束扎头发，头发正中有方型饰物和大花卷，宝增在脑后结为四根，在两耳侧如蝴蝶般飞舞飘扬，耳朵上有耳饰。佛、菩萨像大多有同心圆形光背，下为四方形台座，台座四周刻供养人，左右为两个狮子，中间置水瓶花叶。犍陀罗艺术兼有希腊和印度的风格。据说贵霜地区的希腊人皈依佛教后，感到佛陀与希腊的救世主阿波罗相似，于是按阿波罗的形象塑造出了佛陀：阿波罗式的头，脸上的笑容静谧而安详，披着希腊长衫模样的袈裟。后来，佛陀以健美体魄为特征的雕像，加入了印度苦行的宗教观念在里面，从而使佛陀变得眼窝深陷，形容枯槁，丑陋不堪。但它通过肉体的瘦、丑反衬了精神的力和美。可以说，成熟的犍陀罗艺术是用希腊艺术手法诠释印度宗教思想。随着佛教的流布，佛塔、雕刻、绘画等佛教艺术也因而发达，佛像多以泥土、漆灰为原料，佛画以壁画为主，样式则多为融合希腊、罗马、波斯、大夏、印度等风格的犍陀罗艺术，此外还有回纥式、喇嘛式等。七世纪以后，中国美术色彩渐浓，遗物多见于吐鲁番一带。至于取材范围，佛像主要有佛陀及观音、文殊等菩萨，绘画以《贤愚经》、《六度集经》的故事为对象。
南亚次大陆西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的佛教艺术。形成于公元1世纪﹐5世纪后衰微。犍陀罗地区原为次大陆古代十六列国之一﹐孔雀王朝时传入佛教﹐1世纪时成为贵霜帝国中心地区﹐文化艺术很兴盛﹐犍陀罗艺术主要指贵霜时期的佛教艺术而言。因其地处於印度与中亚﹑西亚交通的枢纽﹐又受希腊﹑大夏等长期统治﹐希腊文化影响较大﹐它的佛教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故又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犍陀罗艺术形成后﹐对次大陆本土及周边地区的佛教艺术发展均有重大影响。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遂有佛像的创作。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又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是一块表现释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赠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其後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浮雕渐多﹐并有圆雕佛像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於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桑奇大塔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呾叉始罗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犍陀罗的佛塔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对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圆塔(见桑奇大塔)作较大改动﹐基座层级加多加高﹐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从而成为高耸入云的佛塔。 　　3世纪后﹐犍陀罗艺术逐渐向贵霜统治下的阿富汗东部发展﹐5世纪时﹐犍陀罗本部因贵霜帝国的瓦解而衰微﹐但阿富汗的佛教艺术却一直繁荣到7世纪﹐此即後期犍陀罗艺术或“印度-阿富汗流派”﹐亦称巴米扬艺术。主要代表有巴米扬佛教遗迹﹑哈达佛寺遗址﹑丰杜基斯坦佛寺遗址等。这个艺术流派除继承犍陀罗艺术固有风格外﹐还较多地吸收了印度本土的传统﹐佛像脸形趋圆﹐衣衫变薄﹐以灰泥表现衣褶﹐并将印度的石窟建筑和巨型造像结合起来创立石窟佛像综合体﹐对中国新疆﹑敦煌﹑云冈的佛教艺术有重大影响。另外犍陀罗式佛塔也经中亚传入中国﹐和中国固有的楼阁形式结合﹐形成常见的多层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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